筆筒最早出現年代考據——文獻史料考、墓葬出土考、館藏文物考_賞新閱木_賞閱

筆筒最早出現年代考據——文獻史料考、墓葬出土考、館藏文物考

賞新閱木|劉傳俊/文、圖2017-07-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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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筒最早出現于何時，目前學術界眾說不一，尚無定論。文房收藏家劉傳俊先生經過大量史料研究和實物考證，得出自己的結論，著書立說，并撰寫論文，首發于本刊，以饗讀者。
筆筒是文房諸器中最普及的貯筆收納之器。晚明清初，朱彝尊在《筆筒銘》中稱“筆之在案，或側或頗，猶人之無儀，筒以束之，如客得家，閑彼放心，歸于無邪”，將筆筒視為筆之家，放心無邪之處。關于筆筒最早出現年代，目前學術界意見不一。　　

文獻史料考

　　被大家引用最多的有關筆筒的文獻記載如下。　　

　　[三國·吳]陸璣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·螟蛉有子》（見圖1）：“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，或書簡筆筒中，七日而化。”

圖1_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

　　[宋]無名氏《致虛雜俎》：“羲之有巧石筆架，名‘扈’（音同戶）。獻之有斑竹筆筒，名‘裘鐘’皆世無其匹。”　　

　　[明]文震亨（1585—1645）《長物志》（見圖2）：“（筆筒）湘竹、棕櫚者佳，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，紫檀、烏木、花梨亦間可用，忌八棱花式。陶者有自古白定竹節者，最貴，然最難得大者，青冬磁細花及宣窯者，俱可用。又有鼓樣，中有孔插筆及墨，雖舊物，亦不雅觀。”其中提到了“鼓樣”筆筒，插筆及墨。筆者覺得此為筆插兒或筆架一類，下文會有介紹。

圖2_《長物志》作者明代文人文震亨

　　[清]曹雪芹（約1715—約1763）《紅樓夢》第四十回：“案上堆著各種名人法帖，并數十方寶硯，各色筆筒、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。”沈復《浮生六記·坎坷記愁》：“因是於行囊之外，轉得吾父所遺圖書、硯臺、筆筒數件。”　　

　　從文獻記載似乎可以看出筆筒最早出現年代，不晚于宋或三國。　　

　　那么古籍善本插圖版畫、古代壁畫、漢畫像石、磚、古畫中有無宋或更早的筆筒的資料呢？筆者購買并查閱了《中國繪畫全集1：戰國—唐》、《宋畫全集》、《元畫全集》、《中國畫像石棺全集》、《中國畫像磚全集》、《中國古代戲劇版畫集》等，暫時均未發現宋之前筆筒之蹤。　　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由王圻及其兒子王思義，成書于明萬歷年間的《三才圖會》（又名《三才圖說》）“器用”部分中，找不到筆筒的注解圖說，只見筆架注解。而在“人事”章節的《卷索句圖》中，高士盤坐，對面的翹頭幾上，有一只形制與現在使用筆筒類似的筆筒（見圖3）。不知是作者當時遺漏了筆筒的圖說，還是父親著書時筆筒尚未大規模流行，到兒子王思義時期已流行？不得其解。這也算是他們父子留給后人的一個有趣的猜想吧。萬歷時期湯顯祖《牡丹亭》、崇禎版《金瓶梅》、崇禎版《瑞世良英》等版畫插圖中均能見到束筆之筆筒（見圖4）。據此可推斷束筆之筆筒自晚明逐漸流行起來。

圖3_明萬歷年間的《三才圖會-器用》（又名《三才圖說》）

圖4_崇禎版《瑞世良英》中筆筒圖
墓葬出土考

　　出土墓葬文物實例是說明問題的最好依據。先來了解一下出土的筆筒實物情況。上海寶山明萬歷朱守城夫婦合葬墓，出土有紫檀筆筒，其筒上寬下稍窄，與筒底分制，底承三足，上口起寬皮條線。通體光素，造型高挑優雅，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晚明硬木筆筒。這是最接近于朱彝尊《筆筒銘》中“筒以束之，如客得家”這一描述的筆筒。　　

　　建國后出土有戰國（楚、秦）、兩漢（西漢、東漢）、西晉（前梁）另一種單管“筆筒兒”，此種筆筒兒方便攜帶，適于雅集、筆會、外出之用，而非明中晚期至今置于案頭“束筆如家”的筆筒。請注意我用的是“筆筒兒”而不是筆筒。中國的語言文字甚是好玩兒，只是多了一個兒話音，意思就不太一樣了。這種筆筒兒稱之為“筆套”或“筆管兒”更為貼切。如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、1954年湖南長沙市南郊左家公山楚墓、1986年湖北荊門縣包山二號楚墓、1986年甘肅天水市放馬灘一號秦墓，均出土竹、葦，或木質毛筆及筆筒兒（筆套）。1993年江蘇連云港東?？h溫泉鎮尹灣漢墓，出土了一粗一細兩只毛筆，裝在同一只雙管黑漆筆筒兒中，是目前發現最早的“對筆”和雙管筆筒兒。1985年在甘肅武威旱灘坡前梁（317—376）墓，出土了一只帶有墨跡的松木筆桿毛筆及筆筒兒。（以上資料摘自王學雷《古筆考》一書）（見圖5）這些出土的高古時期的筆筒兒（筆管兒、筆套兒），與明清流行使用的筆筒相比，雖同為筆之收納之器，但用法、形制迥然。明清之制筆筒更像“桶”。　　

　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孫機老師在《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》（見圖6）一書的“文具”部分中，把這種筆筒兒（筆套），稱之為“筆套筒”，他指出，“這種筆套筒即江陵張家山漢墓遺冊所稱‘筆有一管’之管?！盾髯?middot;賦篇·箴》：‘管以為母。’管指針管。盛針的筒名管，盛筆的套管西漢時亦名管；東漢后期始稱筆桿為管。”我們現在有些朋友，還是喜歡將筆的量詞稱為管，如一管筆、幾管筆。孫機老師另外一本著作《中國古代物質文化》的“文具、印刷、樂器”一章中稱：“擱筆用筆架，貯筆則用筆筒，筆筒的前身是書筒、詩筒等物，唐人已用竹筒儲存文字資料。唐·錢起因為受贈青竹筒而寫的詩中有云：‘楚竹青玉潤，從來湘水陰。緘書取直節，君子知虛心。’是說用竹筒盛書卷。元代始以竹筒貯筆。創造出了筆筒。”孫機老師認為元代以后才出現了筆筒。　　

　　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，北京故宮博物院馮先銘主編的《中國古陶瓷圖典·器形·筆筒》一書中闡述：“筆筒，文房用具，插放毛筆之用，始見于宋，流行于清，器型似筒狀。宋代筆筒口徑較小，傳世不多。”而北京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《中國文房四寶全集4·文房清供》里，張榮的《錯綜群藝，千古芳華——文房清供概述》一文中論述“筆筒之始作應在東晉時期”，該書中還收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東晉青釉筆筒。遺憾的是兩書中均未就其闡述的筆筒產生年代，提出進一步的論據?；蛟S相隔10年研究人員已找到了確鑿的證據，證明青釉筆筒為東晉時期。期待有更詳實的資料公布。　　

圖5_《古筆考》（王學雷著）
4444_副本

6_《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》《中國古代物質文化》（孫機著）　

　揚之水老師在《宋墓出土文房器用與兩宋士風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至于插筆之用的筆筒，也不見于兩宋，它大約自明代方始蔚成風氣，與竹刻的發達密切相關，興盛之后便有了各種質地的作品。”　　

　　馬未都先生在《馬未都說收藏·明清筆筒》一書中說：“比起其他文具，筆筒簡單而實用，可是在明朝中葉之前，文房用具中卻沒有筆筒。”“就目前已知的實物論，筆筒的產生不會早于明代的嘉靖朝。”馬先生的觀點與揚之水老師觀點一致。　　

　　李慶新《明代海外貿易制度》一書中的“明后期開海貿易與制度調適”章節記載：萬歷十七年，提督福建巡撫都御史周寀批準《陸餉貨物抽稅則例》，征稅商品103種113項；其中萬歷十三年進口商品中有“正青花筆筒”，稅銀每個四厘，“青玻璃筆筒”稅銀每個四厘五毫。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記載筆筒的、較權威的資料。

館藏文物考

　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筆筒（見《中國文房四寶全集4·文房清供》）標注為東晉（見圖7），但未注明傳世或出土，以及斷代理由。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藏一只，將其標注為宋官窯粉青瓷的筆筒，因提有乾隆御題詩，詩中乾隆爺認定為宋代，故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判定為宋代（見臺灣同朋社出版的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《文房聚英》）。因斷代爭議較大，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方面也覺得定宋沒底氣，在1989年的《宋官窯特展》上，此筆筒的參展標注為“依風格看可能是清朝之物”。（見圖8）

4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筆筒（見《中國1文房四寶全集4-文房清供》）標注為東晉_副本_副本

圖7_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筆筒（見《中國文房四寶全集4-文房清供》）標注為東晉
5、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標注為宋代官窯粉青瓷的筆筒_副本_副本

圖8_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藏，標注為宋代官窯粉青瓷的筆筒　　

　　南京博物院藏，被鑒定為明正德年間的朱松鄰制高浮雕松鶴紋筆筒（見圖9），陰刻銘文為：“余至武陵，客于丁氏三清軒，識竹溪兄，篤于氣誼之君子也。歲之十月，為尊普熙伯先生秩壽。作此奉祝。辛未七月朔日，松鄰朱鶴。”馬未都先生在《馬未都說收藏·明清筆筒》一書中對此筆筒斷代提出了異議，指出：“此筆筒作于1571年，為隆慶5年。此為已知最早的帶紀年款的筆筒。”馬先生認為，朱松林的孫子朱三松留有銘“崇禎庚辰三松制”的竹刻筆筒（見《竹刻勝語》），若朱松林為明正德年間人士，那么祖孫三代跨度大致是130年，這不太合常理。另外上海博物館館藏有一件竹雕“歸去來兮辭”、銘“萬歷乙亥中秋，小松朱纓製”款識的筆筒，也是一件難得的、帶有紀年款的明代筆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