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未都談明清筆筒——筆筒的產生、筆筒的形制、筆筒的發展
賞新閱木|馬未都/文2017-07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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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現得最晚，大致到了明朝晚期，文人的案頭才設置筆筒。這與一般人的想象有些出入。筆筒造型簡單，一般口底相若，呈筒形，少有大的變化。比起其他文具，筆筒簡單而實用，可在明朝中葉之前，文房用具中卻沒有筆筒。
筆筒的前輩大致有筆架、筆床、筆格幾種。筆架何樣？宋朝魯應龍在《閑窗括異志》中有準確描述：“遠峰列如筆架”。這使人對宋人案頭常置石頭有了功能上的了解。宋元明清大量傳世的筆架山，應該就是置放毛筆的一種文具。床為臥具，顯然筆置于筆床定為平放。明人文震亨在《長物志》筆床條中稱：“筆床之制，世不多見，有古鎏金者，長六七寸，高寸二分，闊二寸余，上可臥筆四矢。”具體而形象。筆格其名古澀，據《長物志》描述，筆格為石、玉、銅、瓷、木等材料所制，式樣不外乎山形，或各類演變成有起伏者均被視為筆格，與筆架式樣及功能大同小異，可視為別名。
筆格為石、玉、銅、瓷、木等材料所制，式樣不外乎山形，或各類演變成有起伏者均被視為筆格，與筆架式樣及功能大同小異，可視為別名
筆床之制，世不多見，有古鎏金者，長六七寸，高寸二分，闊二寸余，上可臥筆四矢
筆筒的產生
以目前已知的實物論，筆筒的產生不會早于明代嘉靖朝。明晚期人屠隆在《文具雅編》中僅提了一句筆筒：“湘竹為之，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座為雅，余不入品。”
文震亨《長物志》明確指出了筆筒的古制：“鼓樣，中有孔插筆及墨者，雖舊物，亦不雅觀。”文震亨在萬歷年間已將此類筆筒視為舊物，可見其生命力之弱。這類一方三圓（個別也有四圓）孔的鼓形文具，很長時間名稱混淆，功能說法不一。據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這就是筆筒之祖，與后來大量生產的筆筒大相徑庭。
非常值得注意的是，這類古制筆筒，都出自明嘉靖萬歷時期，上推正德，下接天啟，尚未發現有形制相同者，由此我們基本可以推斷筆筒的大量生產從明朝晚期始，這與存世文物也相吻合。
《長物志》中筆筒條稱：“陶者有古白定竹節者最貴，然難得大者。青冬磁細花及宣窯者，俱可用。”這次文先生弄錯了，宋定窯絕無筆筒，如確有竹節式樣的筒形瓷器，也不會是筆筒。因當時還沒有筆筒。這在大量的宋畫中可以印證，從未發現案頭有筆筒陳設。文震亨不是文物專家，錯誤在所難免。景德鎮近年出土了十數萬件御窯瓷器，明中期之前未見筆筒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臺北“故宮博物院”于1989年在臺灣舉辦了《宋官窯特展》，并出版了展覽圖冊，其中第62號展品《官窯粉青筆筒》，年代定為北宋。此筆筒紫口鐵足，釉面瑩潤，美麗無比。底足修胎規矩，施醬釉。底部鏨有清乾隆皇帝御題七言詩一首：“瓶碗官窯亦恒見，筆筒一握見殊常。宣和書畫曾經伴，南渡兵戈幸未亡?；饸馊臍馕?，今人如挹古人芳。不安銅膽插花卉，拈筆吟當字字香。”此詩作于乾隆癸卯年，即1783年。這一年乾隆皇帝73歲，他心血來潮作的這首充滿打油味道的詩，把這只筆筒定了性，即此筆筒曾為宋徽宗所用，當為北宋之物。其實，這只筆筒最早也不會早于雍正一朝。圖冊前言中也稱：“展品62號筆筒，……依風格來看可能是清朝之物。”如果作者知道宋朝根本沒有筆筒，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。
▼官窯粉青筆筒（高9.8cm 深8.6cm 口7.7cm 足7.3cm）
官窯粉青筆筒 底
筆筒的發展
以文獻記載，筆筒應該是竹木制在前，瓷制在后。朱松鄰生活于嘉萬時期（編注：嘉靖、隆慶、萬歷時期，1522—1620），為嘉定派竹刻始祖，所存真跡罕見，但他對后世影響極大。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筆筒，老松仙鶴虬勁古拙，定為朱氏僅存真跡。此筆筒作于1571年，為隆慶5年。此為已知最早的帶有紀年的筆筒。
《長物志》也稱：“（筆筒）湘竹、棕櫚者佳，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，紫檀、烏木、花梨亦間可用。”花梨即黃花梨木，明式家具常用之良材。由此可知，明末竹木筆筒大興，品種極多。從工藝要求上看，也比瓷制少有限制，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，獲取實惠。所以，竹制筆筒各流派爭雄斗艷，木制筆筒式樣層出不窮。
明末，由于政權不穩，文人厭惡政治，逃避現實，大興奢侈靡爛之風，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。筆筒作為案頭文具中最具裝飾性的代表，異軍突起。文人雅士，無不以獲取美器為榮。據《廣志繹》載：“如齋頭清玩、幾案床榻，近皆以紫檀、花梨為尚……雕鏤亦皆商周秦漢之式，海內僻遠皆效尤之，此亦嘉、隆、萬三朝為盛。至于寸竹片石，摩弄成物，動輒千文百緡。”這一時期，文人自制成癖，工匠窮極工巧，許多精美絕倫的筆筒，“幾成妖物”，令今人嘆為觀止。
傳世筆筒中，竹木牙等材料制成的筆筒明末很多，可以認定萬歷年間的亦不在少數，然瓷制筆筒萬歷年間的幾乎不見，唯崇禎一朝大量出現，且精美無比。
傳世筆筒中，竹木牙等材料制成的筆筒明末很多，可以認定萬歷年間的亦不在少數，然瓷制筆筒萬歷年間的幾乎不見，唯崇禎一朝大量出現，且精美無比。
清丁觀鵬的《是一是二圖》中，乾隆皇帝的書齋充滿文人雅氣，縱然貴為天子，他對儒雅生活的追求、對文玩雅器的熱愛，與布衣書生并無二致。
竹木牙一類筆筒，大都出自文人的喜愛，取之自然。文人親自操刀的亦不在少數。留下姓名的名家有許多，“朱氏三杰”、濮仲謙、張希黃，代表著明朝竹雕的三大風格。
而瓷制筆筒，沒有留下工匠之名，書寫制做年款的卻不少見。這似乎與竹制筆筒署款之風有著某種聯系。明代瓷制筆筒，目前僅見青花，繪制技法一反萬歷草率之風，工細之極，不讓畫家，足見文人對筆筒之重視。
入清以后，筆筒材質更加豐富，瓷制品種驟增，應有盡有，至康熙時期達到了高潮，雍正乾隆時期風格變幻多樣，仿生品種迭出，粉彩美輪美奐。
康熙一朝，社會走向安定，明末清初祈求色彩題材減少，追求平和安逸的作品增多?？滴跚嗷üP筒，以人物故事、花鳥山水見長，為雍乾之后力所不及。
彩瓷艷麗，各類彩瓷利用其優勢，粉彩柔和，五彩熱烈，斗彩華貴，墨彩雅致，礬紅彩描金富麗……制成筆筒，美不勝收。
顏色釉進入康熙朝，無論高溫釉低溫釉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高溫釉之亮麗熱烈，低溫釉之柔和文雅，其表現力前所未有。兩種顏色以上的復色釉，也大膽創新，仿木、仿石，順其紋理自然，色彩變幻。
其他竹木牙漆，水晶端石銅玉等材料統統被工匠所利用，竹制為最大家族，流派名家輩出；木雅隨竹刻家走遠；漆制也隨心所欲；至于硬質材料，玉石、金屬等，在工匠手下隨意設計，化堅硬為柔軟，至今看來仍屬鬼斧神工之技。
中國文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注重個人品味，追求生存格調。這種格調與品味的追求，即使反映在筆筒這么簡單的文具上仍然千姿百態。一個小小的筆筒，置于案頭，幫助文人敘說他的審美心境，同時，也向后人展示了他們的非凡才華。（自馬未都著《明清筆筒》）
馬未都
1955年3月22日生于北京，祖籍山東榮成，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，收藏專家，觀復博物館的創辦人及現任館長，央視《百家講壇》主講人，國務院新聞辦《中國網》專欄作家、專家。著有小說《今夜月兒圓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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